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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韩经历有记录以来“最热夏天”

日韩“最热夏天”敲响了哪些气候警钟?

2023年夏天,日本和韩国的居民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:气象记录里的“历史极值”,正变成每年夏天都要重复上演的日常,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,2023年该国平均气温达到16.17℃,创下1898年有完整记录以来的最高值;韩国气象厅则报告,2023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26.7℃,较常年同期高出1.9℃,是自1973年有统计以来的“最热夏天”,从东京的涩谷十字路口到首尔的汉江公园,从熊本县的42℃极端高温到釜山的38℃连续高温日,这场席卷东亚的“热浪”不仅刷新了气象仪器上的数字,更在两国社会埋下了一颗关于未来的疑问种子:当“最热夏天”成为常态,人类究竟该如何与气候危机共处?

被高温“烤”验的现实:从数据到生活的全方位冲击

在日本,2023年的热浪从6月便提前登场,关东地区6月平均气温达到23.2℃,较常年同期高出2.4℃,创下同期最高纪录,7月,熊本县阿苏山周边观测到42℃的高温,这是日本自有气象记录以来(1875年)的全国最高温;东京都心连续多日超过35℃,8月14日更是达到38.3℃,与2018年并列为东京8月最高温,韩国的情况同样严峻:6月至8月,全国平均高温日数(日最高气温≥33℃)达28天,较常年同期(11天)多出1.5倍;釜山、蔚山等南部城市连续10天超过35℃,济州岛出现38.1℃的极端高温,创下该岛有史以来最高温纪录。

高温对两国的影响早已超出“体感不适”的范畴,在日本,2023年夏季因中暑就诊的人数超过6万,其中715人死亡,死者多为65岁以上老人;东京电力公司的用电负荷多次突破警戒线,不得不呼吁企业错峰用电,部分地区的地铁甚至因设备过热出现延误,在韩国,高温导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超过12万公顷,其中京畿道和江原道的水稻减产幅度预计达20%;首尔市汉江边的“避暑人群”激增,河岸露营地垃圾成堆,水质监测显示部分区域大肠杆菌超标,引发公共卫生担忧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,2023年的“最热夏天”并非孤例,日本气象厅统计显示,2000年以来,日本夏季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约0.8℃,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0.2%;韩国气象厅的数据也表明,过去30年,韩国夏季高温日数增加了2.1倍,极端高温事件频率从1991-2000年的年均4.3次,升至2011-2020年的年均9.8次,当“百年一遇”的高温变成“三年两遇”,气候变化的“灰犀牛”已站在东亚文明的门口。

热浪从何而来?自然波动与人为排放的“叠加效应”

日韩“最热夏天”的背后,既有短期气候系统的异常波动,更有全球长期变暖的大背景,从自然因素看,2023年夏季,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,其控制范围覆盖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,导致下沉气流盛行、晴朗少雨,形成“晴热烤模式”,近年来“厄尔尼诺”现象的持续发展,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气温异常——世界气象组织指出,2023年5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.20℃,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月,这为东亚夏季高温提供了“气候底板”。

但自然波动无法解释全部问题,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的研究显示,即使剔除厄尔尼诺和副热带高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,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导致韩国夏季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.3℃,日本东京大学气候系统研究所的模型分析也指出,如果没有全球变暖,2023年日本夏季出现如此极端高温的概率不足10%,也就是说,人类活动正在“放大”自然气候的波动,让原本罕见的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“寻常”。
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,日韩两国作为发达经济体,其高密度的人口、高强度的工业活动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,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碳排放,尽管两国在可再生能源、节能技术等领域走在全球前列,但历史累计排放量和当前人均排放量仍处于较高水平,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,2022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虽较1990年下降18%,但交通和能源领域的排放仍占总量的一半以上;韩国则因重化工业占比高,2022年碳排放量较1990年增加了60%,成为OECD国家中减排进度最慢的国家之一,这种“发展路径依赖”,让两国在应对自身引发的高温时,陷入了“排放者”与“受害者”的双重身份困境。

应对之困:技术、政策与社会的“三重考验”

面对日益频繁的高温热浪,日韩两国早已开始探索应对之道,但实际效果却暴露出多重挑战。

在技术层面,两国的“避暑科技”不断升级,日本推广的“冷房温度设定28℃”运动,配合智能电网技术,实现了用电负荷的精准调控;东京都政府还在人行道上铺设了“保水砖”,通过材料蓄水缓解热岛效应,韩国则重点发展“城市森林”和“通风廊道”,计划到2030年在首尔建成1000万平方米的绿地,并拆除部分高架桥以改善城市空气流通,技术的局限性同样明显:高温导致的电力负荷激增,反而让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受到考验——2023年8月,日本关东地区因无风期延长,太阳能发电量骤降30%,不得不重启部分化石燃料发电机组,形成“越热越烧煤”的恶性循环。

政策层面,尽管两国都提出了“碳中和”目标(日本2050年,韩国2060年),但具体政策仍显滞后,日本的《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》虽要求企业减排,但对高排放行业的惩罚力度不足;韩国的“绿色新政”虽计划投入220万亿韩元发展绿色产业,但2023年夏季仍因煤炭发电不足